2013年底，常年从事赊购粮食的李海因下家严四兵没有支付购粮款100余万元，拖欠了上家刘中友等10余种粮户80余万元稻款，后经李海家人帮助，还剩下50余万元稻款未支付。2014年李海多次向严四兵催讨未果后，向法院起诉严四兵。法院虽支持李海要求，但法院对严的强制执行未到位。2015年春节前刘中友等10余人发现李海失联，在普济圩总场机关门口闹访多日后，经派出所，司法所耐心劝导远在外地的李海，同时与刘中友等人说明原委，双方愿意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纠纷。随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：1、李海起诉严的强制执行一旦到位，该款项全部用于归还当事人所欠稻款。2、李海欠刘中友等种粮户50余万元稻款分五年分期归还（25%每年），每年12月30日前归还五分之一。该人民调解协议本应双方通过司法确认，帮助刘中友等人简化司法诉讼程序，在李海无力支付稻款的极端情形下最大程度保障自身利益。但时至今年5月底，刘中友等人拒绝司法确认。李海仍然没有足够资金偿还25%的粮款，这在未来，仍然是个社会隐患。

2015年4月30日，常年从事粮食加工的鑫茂源公司经理方伯理自杀，赊稻给方伯理的种粮户上门讨要粮款，不完全统计已有400余万元。初看这些材料要么是粮食入库单，要么是简单的所借款项数额、借款人姓名。在方伯理的妻儿只承认部分债务的情况下，债权人欲向法院起诉，法院告知如需受理，申请人须缴2.5‰的诉讼费。债权人无法接受后又多次群访信访局，因涉及诉讼，信访局也不能受理。这又成了社会一项不稳定因素。

上述两案例有其共性，李海、方伯理长年从事粮食收购生意，往年信誉较好，收购价格相对偏高，承包普济圩田地的种粮户都愿意主动将粮食赊给他们。一旦生意经营不善及意外事件发生，资金链断裂。在自身经营陷入危机的情况下，没有积极应对，甚而一死了之。种粮户发现问题后采取堵门堵路，群访越级访的极端方式，企图制造声势，促成事情解决。孰料引发新一轮社会不稳定因素，耗费了当事人的时间、精力。深究此类事件的成因，无外乎两点：

1、诚信的缺失。粮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诚信意识缺失。一旦诚信缺失，拖欠的粮款要不以种种理由推托，要不订立一个自己无力支付的协议，这客观导致当事人一方不能全部追偿。

2、 证据的缺乏。陷入粮款纠纷的当事人不注重保留出售粮食证据，在单据上往往只写明了所售稻米数额、借款人姓名，没有期限、总金额、还款方式等内容；有的赊购条字迹模糊，没有担保人、中间人；有的因人情关系，不好意思让对方出具收粮单据。这些问题最终给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。

为杜绝此类事件的产生，社区面对此类事件，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：

1、加强引导，细化人民调解工作。在受理环节，要注重引导，强化接访、咨询、开庭前等多种便民利民司法行政服务功能，实行权利义务告知和风险提示，及时行使释明权，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调解权利，增强当事人风险意识。在调解这类事件中，尽可能地做好深入细致思想工作，告知当事人，所谓调解，就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，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、劝说，促使他们互相谅解、平等协商，自愿达成协议，消除纷争的活动。对于发生在亲戚朋友或熟人之间的纠纷，具有良好调解基础时，可主动邀请双方的亲戚好友出面做协调工作，做到协商解决问题。从而高效、和谐地解决借贷纠纷。即使无法进行协议，也要尽可能地防止双方的矛盾激化。

2、加强宣传，倡导司法确认。实践中，类似的纠纷经过人民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，因为当事人的反悔，最终又起诉到了法院，法院判决后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种种问题，形成了所谓的“调解-反悔-诉讼-执行难-上访”现象，当事人在此过程中饱受讼累，而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。这显然与司法效益原则相悖。而通过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上更为简易，消耗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也相对较少，有助于以有限的司法资源解决更多的纠纷，实现整体正义的最大化。

3、加强教育，提高风险意识。在具体调解粮款纠纷案件中，对典型案件的调解要通过组织部分当事人现场观摩、流动调解庭等方式对群众进行教育和法律宣传，让群众知法、懂法，同时提高他们对市场行为的风险责任意识，规避高风险行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普济圩社区